说起来，“醉驾入刑”已12年有余。2011年5月，《刑法修正案（八）》增设危险驾驶罪，“……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，处拘役，并处罚金。”。2013年，《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印发，进一步明确了“血液酒精含量80毫克/100毫升”等醉驾认定标准，规范了案件办理程序。数据上看，自2011年“醉驾入刑”以来，酒驾醉驾导致的恶性交通死亡事故大幅减少。2011年至2021年，全国机动车增加了1.81亿辆、驾驶人增加了2.59亿人。而同期因酒驾、醉驾肇事导致的伤亡事故，相比此前十年（即2001—2010年），减少了两万余起。

    显然，重拳高压之下，“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”成为社会共识，道路安全指数直线提高，这也被视为立法推进社会治理的典型范例。也恰因此，此番新意见出台才如此备受关注。但在解读多元、信息芜杂的大背景下，舆论走向也有跑偏之势。比如有人担心，新规会不会让人产生侥幸心理，觉得醉驾情节轻微的不会被处理，胆子一下子大起来。更有人嘀咕，这下好了，以后喝点酒开车没事了……种种说法，显然存在多个维度的误读。

    一则，现行刑法并没有修改，“醉驾入刑”大原则没有变。此次意见并非立法行为，而是明确执行标准。执行标准之所以优化，更多是针对当下司法实践中发现的一些具体纠结：比如，某司机喝酒后叫了代驾，正常行驶到小区后，司机接替代驾将车辆停放到自己的车位。这一短距离的行驶是否构成“醉驾”？小区内的公共通道是否可称为“道路”？对此的认定，各地在具体执行中往往标准不一。而此番新意见就明确，在居民小区、停车场等场所因挪车、停车入位等短距离驾驶机动车的，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、危害不大。

    二则，宽严相济本就是一条重要的法治原则，宽不意味着放任不管，严也不代表不讲实际一刀切。就醉驾惩处而言，其实早在2017年5月，最高法就出台了《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(二) (试行)》，其中规定对醉酒驾驶行为的量刑，应当综合考虑机动车类型、车速、道路状况、实际损害、醉酒程度和行为人的悔罪态度等，对于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不定罪或免于刑事处罚。基于此，各地也纷纷出台了相关操作规定，以缓解司法成本过高等问题。

    该宽则宽，当严则严，罚当其罪。从数据上看，这些年来，酒后驾驶现象并未因宽严相济反弹。以2020年为例，全国公安机关每排查百辆车的醉驾比例，比醉驾入刑前的2011年减少了70%以上。某种程度上讲，优化调整执行标准，不是放松对醉驾的惩处，而是在全国范围内树立统一标准，压缩自由裁量、以权谋私的空间。

    此外，相比之前，新意见也增加了不少从严处置的细则。如明确规定血液酒精含量超过180毫克/100毫升等情形，一般不适用缓刑。这也再次表明了司法机关对严重醉驾行为毫不手软的态度。

    再则，即便醉驾行为没有“入刑”，也不意味着不受处罚。按照新意见，无论醉驾是否构成犯罪，公安机关都应依法吊销行为人的机动车驾驶证。对于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醉驾违法行为人，还应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给予罚款、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。不难看出，即便是在一些情况下不构成犯罪，醉驾的代价依旧十分高昂。

    常言道，“从善如登、从恶如崩”。在全社会层面移风易俗殊为不易，既需要自律，也需要他律；既需要好言好语的劝导，更需要法律制度的规范。回看“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”这一社会共识的形成过程，刚性的制度、严格的管理也是一种唤醒，它唤起人们的文明意识，形塑人们对规则的敬畏，最终让习惯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。当此之时，倘若因为对相关法律的误读乃至不负责任的调侃，消解了好不容易立起的规矩、涵养的文明，无疑是巨大的社会损失。

    当然，舆论场上出现的疑惑、误读，对相关部门也是必要提醒：既要进一步做好法律法规的释疑工作，通过以案释法等方式，打消重新冒头的侥幸心理；更要确保司法裁量权始终处于阳光下，以“人人平等、公正司法”为更安全的社会护航。